1924年3月20日深夜，北京城被连绵细雨罩得湿漉漉。胡适伏在煤油灯下，一封写到一半的信纸被他反复揉皱——收信人是远在杭州的曹诚英。他打算在信里说明，一旦办妥离婚，两人就名正言顺。
翌日清晨，他硬着头皮把想法告诉。“离婚？”江冬秀愣了两秒，脸色骤变。她冲进厨房抓起一把菜刀，厉声吼道：“行！先把两个孩子解决了，免得你嫌累赘！”刀锋在灯光里冷闪，胡适被骂得脸色煞白，话却哽在喉头。
危局之下，他只得悻悻退让。外间的佣人被这阵动静惊得不敢吭声，孩子们吓得躲在屏风后面偷偷啜泣。胡适回书房关上门，坐了许久，才写下两句自嘲：“忽闻河东狮子吼，拄杖落手心茫然。”
江冬秀为什么有底气把婚姻握在自己手里？答案要从三十年前说起。1890年，她出生在安徽旌德江村一个书香大户，虽是女子，却从小养成管家理事的性子。十四岁的胡适因相邻世交，被指腹为婚。那时候的他只知道低头读书，懵懂地点头答应。
1904年，胡家祭灶。冯顺弟将几张“八字”放上灶王爷神龛，请神明指婚。火星噼啪，最后留下的正是江冬秀的生辰。亲事就此板上钉钉。
1910年，胡适远渡重洋赴美留学。自由空气让年轻学子第一次意识到什么叫“恋爱”。他遇见了画室里的韦莲司——金发碧眼，谈吐风趣，两人迅速坠入情网。几封热烈的书信飞回安徽，求母亲退掉旧约，全被冯顺弟一口回绝。
1917年春节前，胡适被母亲召回老家完婚。为了保住自己鼓吹的新文化形象，他把婚礼改成“文明式”：穿西装、行三鞠躬、不拜天地。乡里人看得目瞪口呆，议论四起，而新娘江冬秀只是低眉顺眼，手心全是汗。
蜜月刚过，胡适便以“工作繁忙”为由独自回北大，留妻子在安徽照顾婆婆。得知怀孕的消息，他写信回家：“我实在不要儿子，可他自己要来了。”言辞称得上凉薄，却暴露出对这桩婚姻的逃避。
1918年秋，江冬秀带着初生的阿真北上。她不识字，却把北平的小家收拾得极有条理，还立下规矩：不许熬夜写作、不许留恋酒席。胡适虽心有怨言，但衣来伸手的日子也让他渐渐依赖。
然而割舍未断。1922年冬，胡适养病杭州，与“表妹”曹诚英同居烟霞洞。三个月的山水琴瑟，给了他重回美国式恋爱的幻觉。回京后，他终于选择摊牌，可这一次被菜刀喝退，他才明白：自己的婚姻不是随手能丢弃的纸片。
风波过后，夫妻表面平静。胡适依旧在学界纵横捭阖，江冬秀则像护城河，把家务、人情、账本统统揽进袖口。学生罗尔纲到北平，没棉裤穿，是她连夜缝好塞到他手里；吴晗赴西南联大缺路费，是她痛快拍下三百银圆：“拿去，不用还！”这一份大气和仗义，让不少晚辈心生敬佩。
抗战爆发，蒋介石两度电邀胡适出任驻美大使。胡适纠结再三，写信向妻子解释：“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”江冬秀火冒三丈，却拗不过局势。她随夫漂到纽约，租住小公寓，拎着菜篮子练洋泼辣。一次小偷破窗而入，她大喝一声“Go！”对方竟被吓跑。胡适后来逢人便说：“我太太开门送贼，气魄真大。”
时光一晃来到1962年2月24日，胡适在台北主持会议时突发心脏病，终年七十一岁。江冬秀闻讯，先是跌坐在地，继而用徽州腔嚎了一夜。空荡的房子里，满墙都是丈夫的藏书。她咬牙撑住日子，买菜、写毛笔字、同友人闲话，嘴里常念叨的依旧是“老胡身体不好，总不让人省心”。
1965年盛夏，她收到了一个从康奈尔大学寄来的纸盒。里面百余封情书，装订整齐，全出自胡适之手，收信人赫然是韦莲司。信上墨迹未褪，字字缱绻。江冬秀翻到一半，手忽然颤了，但只是抹了把泪，叹口气：“我早晓得哩。”她把信重新装袋，附上一封客气的回函，请邮局转寄北美中文图书馆。
对于外人好奇的“婚姻得失”，她始终三缄其口。偶有记者追问，她笑着摆手：“胡博士怕我？他只怕自己良心。”似真似戏的一句，堵住了后来的无穷揣测。
1975年初夏，江冬秀病逝，终年八十五岁。整理遗物时，亲友在抽屉里发现一本发黄的练习本，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：“煮饭为家事，读书为快乐。”短短三行，半生心血尽在其中——菜刀、账本、厚被、旧信，才是她维系婚姻的全部武器。
胡适追求的“自由爱情”屡屡折戟，而江冬秀凭一腔执念把摇晃的家撑了四十余年。两人同船异梦，却又相守到老。说到底，这段婚姻并非传奇，更像民国知识人与传统妇人共同写就的日常剧本：有人仗笔，有人持刀，谁也没赢，谁也没输，故事却真实地留在了岁月的褶皱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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